内容提要：2005年12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上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不经意间流露出媒体要“帮忙但不添乱”的思想。西方有媒体评论说，蔡武是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官。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国家机关，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
不同的新闻制度
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t)新闻观和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对立为双方的媒体涂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体制下，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手段迥异。但发轫于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他们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阐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政府已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
不同的新闻制度赋予新闻媒体不同的使命，导致政府与媒体间的关系千差万别。对于中国的新闻政策，国际社会一直甚为关注，并依据西方新闻理念予以评判。2005年，中国传媒界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引起世界瞩目，中国国内也有人深感愤懑。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有华人学者持续剖析美国新闻业的积弊，但这种批判在美国无可匹敌的“软力量”面前往往消弭于无形。
相同的国家使命
法国哲学家艾略尔(J. Ellnul)认为，宣传必须是总体的。美国蒙默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的研究发现，在近几年的国际斗争中，美国人已成功摸索出了集媒体、外交、公关、广告、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各种手段于一体的“总体宣传”（integrated propaganda）模式；一向自诩客观公正的大众传媒事实上已成为政治军事权力的附庸。回顾2005年，我们吃惊地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措施，进一步利用大众传媒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在国际交往中，传媒鲜有例外地成了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成了国际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同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使命和表现竟惊人地相似。
首先看美国。2005年4月，“美国之音”宣布将其总部的部分职能转移至香港办公室，并招募8名员工。对此，14名国会议员联名给“美国之音”总裁写信，反对这项决定。信中说，我们很难相信，雇佣了非美国国籍员工后，“美国之音”还能履行其传播美国价值的使命。据了解，各界的反对使“美国之音”的决定至今没有下文。“美国之音”是1942年成立的国家对外宣传机构。按照美国法律，政府不能设立机构对国内进行宣传，所以“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对美国国民进行宣传的。2005年12月22日，美国国务院声明，它已停止出版专供阿拉伯世界、非洲及其它地区青少年阅读的一份政府资助的杂志。这本杂志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创刊的，目的是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但是像美国政府资助的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一样，这份叫做《嘿》的免费杂志也被批评为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美国政府的评估显示，该杂志在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方面收效甚微。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2005年7月，由俄罗斯实业界和新闻界合办的俄首份专门介绍中国的杂志──《俄罗斯与中国：21世纪》在莫斯科创刊。2005年9月，一个被称为“俄罗斯的CNN”的24小时英语频道“今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开播。据报道，这个频道肩负着反映莫斯科对世界的看法和改善俄在西方人眼中刻板形象两大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里，风云变幻的中日关系催生了两国新闻与传播领域的诸多变化。一是日本试图给中国记者“洗脑”。据报道，日本方面加大了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公关活动，频频邀请采编人员访问日本。二是日本增加对华宣传费用。为了使中国青年对日本产生好感，日本外务省决定在2006年度预算案中，增加对华宣传费用11.6亿日元，使对华宣传总预算达到31.1亿日元。新增款项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动画片，在中国内陆大学和图书馆开设“日本信息角”。日本外务省制定的“媒体对策”不仅包括报纸、杂志，还包括电视台和互联网。
再看台湾。2005年4月14日，台湾陆委会宣布自即日起终止大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台驻点采访，理由是这两家媒体配合中共政治宣传，偏颇报道台湾。2005年6月12日，中国《东方网》报道，台湾陆委会正在评估开放大陆《第一财经日报》和《南方日报》到台驻点采访。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伟峰2005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指出，北京已经动用“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对付台湾。黄伟峰表示，在反制“舆论战”方面，台军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