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拉开序幕，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纷纷就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建言献策。对于在2009年顺利实现经济“V”型反转，率先确立复苏格局的中国，能否勾画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图景，人们拭目以待。

    在城乡统筹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自此，城乡统筹的思路逐渐形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建设和工作举措作出了全面部署。

    随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已发布了七个一号文件。每年一号文件的重点不同，但都贯穿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做好当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这一主题。今年的一号文件更是体现城乡统筹战略最突出的文件。不仅文件标题中含有“城乡统筹”四字，具体内容更是无处不体现城乡统筹的思想。比如，文件指出，要“夯实打牢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等，自始至终体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

      社会各界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农村社会事业严重滞后，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三农问题作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被理论界提出并最终写入中央文件。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再次进入了低速增长的循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央及时推出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推动城乡公平税赋，取消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推动工农业协调发展，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大规模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危房改造建设；推动城乡平等就业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取消有条件的农民进城落户限制。

    同时，城乡统筹试点区域在全国有序推进，成渝试验区和浙江义乌试验区在实践中的收获为城乡统筹在全国铺开奠定了基础。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对于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如是评价：“成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其意义已经不限于成都、四川或西部，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也表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市化。“但长时期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它的路和桥。到成都来一看，路和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不懈努力，我国已经鲜明确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步伐。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不动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统筹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从市场属性看，资源要素总是自发地向高收益高回报的产业和区域配置，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更容易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流入城市，存在着推动城乡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因。从制度惯性看，城乡二元体制延续时间长、积弊程度深，多重矛盾交织、多方利益纠结，有些方面改不动，有些改革难落实，传统体制仍然在许多方面、以多种方式顽固地发挥作用。从思维习性看，长期形成的“城市中心”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根深蒂固，考核政绩过分看重GDP增长，衡量发展过分看重城市变化，招商引资过分看重二三产业，忽视三农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更要看到，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与二元体制的运行惯性同步共振，利益格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