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订制女服宗师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deGivenchy），前阵子在替恩师克里斯托伯尔·巴伦夏加筹办回顾展时，接受媒体访问，大发牢骚：“时装已死，现在的时装屋只靠配件续命。连香榭丽舍大道的时装名店，都是挂时装之名，实际在卖手袋皮鞋。”

　　若连时装都“已死”的话，璀璨如夕阳的高级时装，岂非早已下葬？

　　在绝顶奢华的锦衣华服背后，庞大的制作费用，非常狭窄的生存空间，与固执己见、不思改良的作风，令老字号高级时装制衣坊纷纷凋零，高级时装的固定客户，逐年减少。

　　现在的高级时装展，松松闲闲十来场秀，两天半就看完了。TuileriesGarden对面的WestinParis酒店，前身为IntercontinentalHotel（洲际酒店），当年是许多订制服设计师大展拳脚的英雄地，如今，只有数位外籍设计师，租个小套房，款待几位忠心客。尽管走廊显眼处仍摆着作品，但其实质则是一餐LVMH这类集团化经营精品公司准备的“财经晚宴"。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全盛时期，高级时装的每年4.87亿美金（价值相当于现在的35亿美金）销售量，总计有2万名高级时装客户，53间注册认可的时装屋；到1993年，高级时装每年销售量仅存十分之一，即4870万美元，总计有2000名高级时装客户，其中活跃客户仅300名，时装屋仅21间。2005年，订制女服设计师勉强只有十几位，业界估计销量不足2000万美元，且其中超过一半来自香奈尔高级时装。

　　对高级时装有感情的时装人，一年两度聚首高级时装展，欣赏高级时装底色合一、立体剪裁、人手精绣、用料无奇不有等的讲究，赞叹高级时装绝非量体裁衣那么简单，亦非大量生产的成衣能所比拟。可是，不论有多少欣赏和赞叹，人们每季的焦点话题，都离不开高级时装何去何从。

　　被称为“夕阳工业”的高级时装，每当有老牌高级时装设计师辞世或封笔，或有品牌退出，业界都会颇费笔墨地质疑：“高级时装已死？”

　　近年最大规模的一次“死亡”，是2004秋冬。当时高级时装三大殿堂品———有37年资历的老牌时装屋伊曼纽尔·恩格罗（EmanuelUngaro）、债台高筑的范思哲和无法寻求突破的纪梵希都宣布当季不参展（纪梵希日后均以在展示厅做展示的形式招待贵客与少量媒体）。而有“蝴蝶夫人”美誉的日裔设计师森英惠（HanaeMori），也在同年金盆洗手。而最轰动的一次“死亡”，当属伊夫·圣·洛朗在2002年初宣布退出时，痛心疾首地发表宣言：“高级时装已死！昔日的隆重、矜贵、豪华，被眼下的荒谬与怪诞所取代！”

　　算起来，每隔三年五载，高级时装就得“死”一次，入行20年的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itanLacroix）笑说：“可是，你瞧，她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掌舵香奈尔的卡尔·拉格菲尔德更自豪地说：“香奈尔拥有时装屋有史以来最多的高级时装客户。赔钱？没有的事。”

当然是赚钱的，否则香奈尔也不会在2003年伸出援手，一口气注资5家老字号手工作坊，Lemarie（羽毛&胸花）、Lesage（刺绣）、Michel（帽子）、Massaro（鞋子）、Desrues（珠宝），强化香奈尔的高级成衣及星辰系列。

　　让·保罗·戈尔捷与约翰·加里亚诺掀起的高级时装“摩登派”惊涛骇浪，前者入骨融髓的性感诱惑与后者迪奥的大胆癫狂，获得业界肯定，其视野与功力，令人拍案叫绝。尚未获大财团青睐的新晋设计师也大有人在，像FranckSorbier、韩裔设计师金志海，虽是独立经营的小规模制作，贴身的矜贵服务丝毫不逊于老牌时装屋，而且风格也灵活多变。

　　时装大师詹尼·范思哲身前，曾把高级时装比作“每一个时装设计师创作的钻石点”。这个登峰造极的国度，也只有最顶尖的高级时装设计师，才能够再次被获得重视。20世纪50年代，是香奈尔、迪奥、巴伦夏加的天下。如今，是拉格菲尔德的香奈尔、加里亚诺的的迪奥、让·保罗·戈尔捷、瓦伦蒂诺。与其说某某大师的退出象征着高级时装的凋零，不如说，审美观随着时代的前进，高级时装业正在适时淘汰转型。

　　法国国粹高级时装好比是中国国粹“京剧”，历史悠久，虽然懂得欣赏的年轻人不多，却绝不容许她灭亡，近年来高级时装有意与通俗文化交融，贴近年轻人口味，努力开发亚洲市场（香奈尔高级时装首次登陆香港、乔治·阿玛尼Prive高级时装系列不但看好香港，更直通上海，在中国内地首次做秀），也萌生转机。

　　最重要的是，高级时装天马行空的创意，能够替下一季的成衣铺路，它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