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汉口火车站树立了这样的提示牌。

　　我很诧异于人们对写有这个内容的那面指示牌的恼怒。如果那块不怎么起眼的指示牌是人际互信丧失的原因，那问题的解决就再简单不过了。我也很好奇那块指示牌现如今的命运。如果不出所料，大概已经拆除了吧。但人心中的那块呢?

　　那指示牌也并不完全是坏的。最起码，悲观的人会藉此生出一些愤世嫉俗的气话来，这冷漠、自私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又该拿出来诅咒一番。但于事又何补呢?

　　的确，相互信任是十分美好的愿景。现有的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业已证明，互信程度与经济增长、犯罪率降低、政府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以及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程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互信不是仅靠善意、热心和“文明”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不可简单化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

　　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新的不确定性。相互信任是解决不确定性的一种办法，甚至是一种最终的办法。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人际间的一般信任，社会自身将分崩离析。因为很少有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完全的确定性的了解的基础上的”。

　　西美尔的话有点绕口。这几乎是思想深邃的德国学者的标志，或者说是通病。就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内人的一段“语录”来得鲜活生动。我们付了期房的各种款项后，她觉得有点怪，说：“买衣服都要试一试，怎么房子还没有一撇，就要抢着先付钱”。虽然有合同可以权作约束，但心里难免打鼓。有时候，除了相信，你几乎别无选择。

　　这样一来，信任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互信是稀缺的，无法得到完全保证的；但另一方面，互信又是必须的，以免社会的崩溃。现代社会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专业化、组织化和例行化。就像我们并不了解飞机的运行原理，也没有调查飞机操控者的资质，但并不妨碍我们作洲际旅行。类似的情况还有医院、学校、银行等。

　　当然，并非所有的未知都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得到担保。信，还是不信，最终取决于人的选择。这就增加了信任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跨国性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社会信任程度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北欧斯坎蒂纳维亚地区的信任程度高，而拉美国家的低。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有明显差异。普特南发现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有较大差异。在美国，南方的社会信任度则低于东北部。

　　如果这样看，信不信任陌生人与人情冷暖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人并不都是、总是冷淡和缺乏热心的。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过，在汶川地震时感受过。中国人互信度不高，其原因可能是制度性的，比如信用制度、法律制度；也可能是社会性的，比如共同体性质的社会组织的匮乏；当然也有文化，比如习俗、宗教等等因素。与其感情用事地斥责一通，不如作一些客观的分析，不要动辄则拿“劣根性”当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