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份，突然接到上海来的一个电话，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编辑室的副主任打来的，她是我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的主编，工作关系很好。她在电话中说有个很不错的上海建筑事务所希望我去看看苏州一个旧建筑的改造，并且希望我就这个项目写点什么。因为有长期的工作合作，大家比较默契，我就去了苏州。看完项目之后，陪同我去的几个上海的建筑师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因为以前几次我去的时候还在施工，周边都是围起来的，看不到里面，他们说刚刚开放了，我自然很开心。大家顺着平江路，走走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博物馆，很喜欢。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从策划开始，流言蜚语就没有断过，反正就是说破坏了文物和环境。原因很明显，因为那个博物馆的位置就在拙政园和忠王府隔壁，太敏感了。 

我对于城市文脉是很重视的，何况也没有看到贝聿铭的设计方案，因此这次去的时候还真有点不安。我进了这个博物馆之后，看见那么精彩的一个民族现代建筑，就放心了，心里暗暗寻思：这样中国的一个建筑都有这么多流言蜚语，可见苏州人的确爱他们的城市。伦.库哈斯设计的CCTV那个丑陋的“大裤衩”、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那个“大笨蛋”反而在建筑界听到的是一片叫好。我曾经说过这些建筑破坏了北京城市的文脉和形象，都有一帮人追着骂我保守、落后，我们的建筑良心到底跑哪里去了？

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我一直很注意，主要是因为喜欢苏州建筑，喜欢苏州这个城市，也喜欢贝先生的设计。这个博物馆的争议延续了好久，主要问题是贝先生设计的这个博物馆的选址是否合适，因为馆址在 “拙政园”和太平天国的“忠王府”之间，地段十分敏感。好像网上有说叫停的，说继续的，种种说法都有，还在看争执，博物馆就建成了。好像贝先生的另外一个博物馆“罗浮宫”的加建、改造计划一样，法国人还在狂热的争论，作品已经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了。对整个争议，无论是苏州的或者巴黎的，他都很低调，并没有出来为自己抗辩。

贝聿铭的建筑我看过很多，从他早期在波士顿设计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卡罗拉多的美国环境大气研究所，到纽约的雅克布.贾维茨会议中心、达拉斯交响乐中心、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东厅、北京的香山饭店，到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香港的中国银行大楼。对于他的设计，我有两个关切的地方，第一个是看看现代建筑第二代大师在走什么样的方向。贝聿铭是包豪斯创建人、哈佛设计学院院长格罗比乌斯、马谢.布鲁尔的研究生，和密斯.凡德洛、勒.科布西艾、阿尔瓦.阿图都有深交，熟悉佛兰克.莱特这些第一代大师。他进入建筑界的时间和路易.康、埃罗.萨利宁、山歧实这批人同时，比菲利普.约翰逊还早。而在这些人全部作古之后，他还以九十岁高龄继续设计，这个苏州博物馆就是最近的作品，现代主义的路在他手中演绎得出神入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贝聿铭是中国人，他曾经说过一个观点：我不相信什么主义，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我不信，主义来了走了，留下来的就是建筑！他的意思是建筑是和具体地域有关的，他在达拉斯交响音乐厅接收采访的时候讲的这段话，他当时说：这个建筑只能在这里，我不能够把罗浮宫的那个作品放到达拉斯，就好像我在日本京都设计的美秀博物馆只能在京都的山里一样。建筑的地域化是尊重文脉的立场，我是非常赞同的，说库哈斯的“大裤衩”有问题，不是建筑本身，是这个建筑粗暴的强奸了北京的地域文脉，因此，当知道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的时候，我有点担心的是不要破坏了苏州的地域文脉。看了之后，我真是太开心了。

对贝聿铭的建筑，有好多人很挑剔，其实挑剔的切入点都是就建筑本身。我看他的建筑，首先是看建筑是不是和所在地域有关联，是不是尊重地域文化。我总感觉，学建筑的人如果忘记了建筑所在的城市文脉、地域特点，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把握建筑的全部含义。贝聿铭早期的作品，好像波士顿的汉科克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