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住房保障工作最关键的一年，称为中国住房保障年当不为过。在全国各地，保障性住房的开工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推进。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样乐观。即使是全心全意去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依然存在着重重困难。因此，地方政府的牢骚、学术界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无论牢骚也好，争议也罢，各地的保障住房工程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这是住房保障工作最关键的一年，称为中国住房保障年当不为过。

　　“2011年我们将实现应保尽保，确保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同期住宅新开工面积的20%。”那些接受采访的城市如是信誓旦旦。在全国各地，保障性住房的开工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推进。

　　这都与中央的明确表态分不开。2008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问题。

　　在商品房价高企的背景下，这一政策令人鼓舞。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样乐观。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一项对财政毫无贡献且要大把花钱又操心费力的工作，地方政府往往心不甘情不愿。“只不过，其他地方都表态了，我们不能不口头上表示一下。”这是一位地方领导的心声，这种心理在地方官员中并不罕见。

　　而即使是全决全意去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依然存在着重重困难。“廉租房最好建在哪里呢？建在哪里都会有影响。”这句出自某市房管局领导的牢骚话一定程度透露出解决保障性住房的困难和复杂。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意见也是分歧不断。

　　但无论牢骚也好，争议也罢，各地的保障住房工程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事实上，住房保障问题最突出的是房价高企的大城市及发达城市，县城基本没有住房保障难问题。杭州房改办主任章晖告诉记者，"杭州七个县级市都是五六年前由城中村改造的，不缺住房"。北京房协住宅协会委员会委员蔡金水也认为，小城市或者乡下，房子都很便宜，百姓自己也能盖，只有中等以上城市住房问题才集中。

　　而越有钱的地方要越早谋划，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朝晖惋惜地说：“我们已经有些迟了，如果在开辟城镇化的时候就同步规划保障性住房，效果还要好得多。”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住房矛盾尖锐的大城市中，没有哪个城市的保障住房建设是与城镇化同步进行的，因此，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布局保障性住房，这无疑给住房保障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现在的总体住房情况到底怎么样，真说不清楚”，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指出，几次住房改革下来，有多少人有房子，有多少人住房困难，谁都说不清楚，这怎么去制订相关政策呢？更无法确定还要建多少。因此，包宗华一年前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普查住房情况的报告，暂时没有下文。

　　包宗华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很重要。

　　让包宗华受到触动的一个细节是：曾经有一个城市的市民说，我们这个城市很富，有两套房子的人占50%，一位专家听了认为不可能，却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觉得印象中不可能。这让包宗华更加明确，不能凭印象说话，也不能凭感觉报数，必须要进行普查。

　　“如果真着手做，一年就可以了。”

　　也许是因为缺少足够的依据，业内专家学者对于保障性住房的意见分歧甚大。如何统计数字？什么人该保，什么人不该保，保到什么程度？是集中建房好还是配建好？不同意配建只出补偿金是不是也公平？补人头还是补砖头更科学？是该新建住房还是收购更好？各方争得面红耳赤。

　　对于专家学者们的争议，各市房管局的一线办事人员显得颇不耐烦——“不只因为没有统一的意见，更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让专家们来我们办公室和我们一起办公一个月，他们就知道这项工作面对的是什么人群，实际情况有多复杂。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准确的观点，而不是凭空想象。”

　　房管局的抱怨并不是没有来由：国家的政策不断在调整，专家的意见不断在变化。“以前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办下来发觉一个问题，就是产生的边缘户越来越大，怎么算他们也买不起经适房，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文件怎么出来的。”杭州房改办主任章晖很是疑惑。

　　更让各地房管局希望自己可以灵活调整的原因是，中国各个城市发展不均衡，人文地理情况也相差甚远，无法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所有城市来复制。

　　国企发挥作用

　　虽然做法各异，观念不同，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成立国营公司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各个环节。

　　就在一个月前，天津成立了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这家由市政府和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政府共同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