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威廉·罗兹抡起槌子，重重地敲打在鼓上。这一击，意味着向全世界宣告：花旗银行“落子”重庆。

    同日，重庆迎来了另一位财富“巨头”———新加坡绿科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添胜。当晚，李添胜带着其核心团队到朝天门溜达溜达，除领略山城之夜景、两江之交融外，他还在朝天门广场上意味深长地跺了跺脚———脚下，正是重庆“零公里”起点。

    几天后，李添胜在财富中心购置了一层楼，将集团的大旗插在了这片热土上———设立中国区总部。

    看好重庆，相中重庆，入驻重庆的不止是花旗、绿科，还有惠普、富士康、微软、甲骨文、霍尼韦尔、IBM、NTT、LG……

    同样看好重庆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其评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中，重庆排名第七。

    “国际一流企业习惯以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布局来选址，这点，充分说明他们看好重庆的明天，看好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给重庆带来的机遇！”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教授评价称，这更是重庆在改革与探索中产生的集聚效应。

    如今，中国改革正谋求向纵深发展，重庆正扮演不可或缺的“探路者”角色，但要感知重庆的“核变”过程，得从综合体制改革开始说起———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同样是重庆，同样是担当国家综合改革，20多年前的城市综合体制改革与今天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相比，当时为何没有迸发内在的活力？

    在探索中前行，在前行中摸索。重庆一直在破解一道“中国命题”：缩小城乡差距，寻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模式。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深圳人跑出“深圳速度”。地处内陆的重庆，也被赋予新的使命———1983年，国家对重庆试行计划单列，推行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随后5年时间里，重庆默默探寻着答案。

    “尽管重庆当时是进行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直辖市，行政上的省辖市’！”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试点虽然助推了当时重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崛起的推动力，但并没在面上形成改革效应，从根本上没有让重庆迸发出内在的活力。

    究其原因，杨庆育认为有三：一是中央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用于沿海，重庆处于经济和行政错位的层次中，获得中央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很有限。二是重庆市情对改革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当时重庆市辖区范围没有万、涪、黔地区，也就是现在“一小时经济圈”的概念，区域之间的落差并不大，进行城市综合体制改革，靶向性不强。三是经济实力不够。计划单列后的重庆，人口1400多万，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在这样一种极其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下，难以产生巨大的改革活力。

    “与1983年重庆推行的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条件相比，今天我们得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平台，条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杨庆育说。

    随着重庆直辖、百万大移民、西部大开发三大效应叠加，重庆改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升级”

    许多战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品其真味。

    重庆直辖便是如此。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红绸滑落的瞬间，重庆以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新构架迈上中国改革发展的全新舞台。

    “直辖之初，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重庆而言，前面提到的三大原因，有两个发生了变化！”杨庆育说，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资源配置的能力发生变化；二是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调整了行政和经济错位。“但重庆的经济基础仍然薄弱、经济能力不强。”

    当时，人们常用“大、小、重、难”4个字来形容重庆———

    面积“大”：京津沪加起来，还不到重庆的一半。

    经济总量“小”：地区生产总值仅1000多亿元。

    历史包袱“重”：工业企业七成亏损，环境欠账处处可见。

    百万移民“难”：除了肩负破解百万大移民这道世界级难题外，还有366万贫困人口。

    “事实证明，经过直辖十年的打拼，重庆抓住了直辖、百万大移民、西部大开发三大机遇！”重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丰伦说，与十年前相比，重庆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成倍增加；“八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等基础设施基本成型……

    经济发展的同时，重庆探索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