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起，交通部等5部门开展为期一年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将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过高以及不合理收费，撤销收费期满收费项目，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的收费站（点）。

    公路收费之畸形，多年来已通过一系列新闻事件和日常出行感受为人所熟知；民众对此的抱怨与无奈，或直接或曲折地在网络与现实世界持续发酵。公路，顾名思义，理应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一种商业消费品。人民在路上成为消费者，可以说是身份的扭曲。

    收费公路制度为中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来源，但过度的收费已让民生不堪重负，直接增加人民负担，抬高物价水平。改变不合理公路收费现状，让公路回归公益性的本质属性，认识上不存在问题。

    问题在改变的难度与阻力。事实上，类似的集中清理整顿，已多次进行，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很清晰，地方政府本身是收费公路的最大获益者，不但没有彻底清理的动力，反而容易成为阻挠清理的反动力。公路所收之费，收取和支出都不透明，缺少监督，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地方政府的“印钞机”、“没有烟囱的工厂”，甚至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本次专项清理，因此并不乐观。运动式的部门联合清理，或可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但能不能遏止地方政府利用收费公路制度的敛财冲动，会不会在清理一段时间又出现报复性反弹，都是问题。

    更值得玩味和思考的是，同样是政府，同样是权力行使的受托者，同样负有公共利益守护人的责任，给人的感觉为什么总是地方政府处于偏离规范的方向，而中央政府总在扮演纠偏者的角色。在环境保护、土地红线、公路收费等一系列问题中，我们看到，问题似乎无一例外出在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却往往成为地方公众利益的破坏者。民间也常有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好的，到了下面被念歪了。地方政府在道义示范和社会责任上，总是承担不光彩形象，对于地方的有效治理，显然不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之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问题，这对广大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来讲，有失公平。中国目前的行政权力结构，是上传下行的单线结构，中央和上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执行则依靠地方和下级政府，可以想见，制定法律、政策主要考虑的是全局利益，多数情况下政府能根据民意和执政要求制定好的方向。可在执行中，便会遭遇各种实际阻挠，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另外，中央政府作出规范时，执行的成本大多需要地方政府承担，并没有提供执行政策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完成有难度。

    同时，单线权力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只需对中央政府负责、下级政府只需对上级负责，这使得地方政府容易享有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更看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而忽略自下而来的公众压力。权力和责任基本呈对等关系，地方公众对地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越少，地方权力对地方公众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就越弱。

    作为地方治理的主要责任者，地方政府的形象，是一个地方社会能否有效治理的关键，让地方政府真正对地方公众利益负责，树立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是解决目前许多无视公众利益问题的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