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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建构、发展和维护，都存在两个可供选择的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一是自我的、个性的；一是社会的、公众的。前者注定了自身特色，后者则体现了社会流行度。
所谓“公共期待”，是指社会不确定的大众群体以其伦理经验，对公共人物、公共权威先前存在的一种人格预期。这种人格预期，起着臧否、评定、接纳（或排斥）公共人物和对公共权威“情感介入”的作用。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公共期待”有着不同特点，但是其中亦存在着超地域政治、超时代年轮特征的“共相”或“基质”。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对领导者的能力（才资）和善德（品质）就予以了高度关注。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各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1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三个条件，一是关于“忠诚”的要求，二是关于“才资”的要求，三是关于“品质”（善德）的要求，而“忠诚”其实也是一种品质。古往今来，关于领导者资质的预期，大体都不外体现在“才资”、“品质”两大方面。
今天，社会公众对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公共期待”，大体可以概括为“崇高期待”、“才资期待”和“平民期待”。
“崇高”期待
　　尽管公共政治领域的道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甚至“政治人格”与“人格政治”本身存在着二律背反），也尽管人类经验一再表明，在任何历史时期，政治领域中“权力品格”似乎并未超出平民社会的一般水准，任何表现形式的“公共期待”，都不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在公德方面，还是在私德方面，社会大众对领导者群体总是存在着某种“崇高”要求和预期；对良好政治人格的追求和期待，永远是人类灿烂的理性阳光。
中国古代有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政治家良好的人格形象，一直是中国政治伦理追求的目标。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思想家、辞赋家屈原较早地涉及了政治家和公共人物的品质审度问题。他提出的标准有“昭质”、“耿介”、“姱节”等，即光明磊落、正道直行、坚持操守。在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深刻地探讨过政治家的“善德”问题。认为“美德败坏之时，便是政治衰亡之时”。
人们总是把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与其公共责任联系起来。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品质的政治家，被认为是没有正义感、安全感和责任心的政治家，有可能对社会和公共利益造成某种公害。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以来，人们对公共权威有了更高的理想。人们期待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们具有纯正的品质，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执掌公权，他的品行、性格等与公共利益没有什么关联，但一个政治家如果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那么他的品行、性格方面的优劣，就与公共利益有了利害关系。正如霍布斯指出的：“最有资格当将帅、当法官、担任任何其他职务的人”，应该“是具有能良好地执行这些职务所需的品质的人”。（[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页）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追寻良好、健全的人格品质，是不同地域政治中所共有的伦理特点，但是权力“职位”获得本身，却也许是对优秀人格品质的一种“挑战”。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的高级顾问海德利·多诺万在谈到美国总统人选的品格时说，一种时髦的刻薄说法是，任何一个野心勃勃到能使自己被提名并获得当选的人，在道德上都不够资格成为一位总统。总统的基本品质应是正直、明察秋毫和讲求实际。这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又难免要同政治上需要纵横捭阖、顾左右而言他和有意模棱两可的言行发生冲突。由此在一些政治家看来，即便是“正直的”政治操守，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因为“在所具备的几乎每种品质中”，稍微太过一点就会成为一种缺点，甚至是一种“危险”。
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们，都会随着其职务的擢升而相应地进行自我品质的升华。因“政治丑闻”而导致政治家们走下政治舞台是常见的场景。事实上，“崇高”品质的养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民众“崇高期待”的客观依据，常常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崇高危机”的逼迫。
除了纯正、诚实、务实、廉洁、献身精神等公职方面应具有的崇高品质外，人们对政治家们和各种公共人物有着“私德”上的理想化要求。比如，人们可以笑谈乃至“欣赏”普通人的“风流倜傥”，却难以容忍政治家们的绯闻。因与克林顿性丑闻而受过伤的莱温斯基认为，应该从学识和政绩方面来判断候选人，而不是他的私生活。她认为有必